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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和盈利如何兼得?
来源:本站 作者:网站专员 发布日期:20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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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思考力测评》中向社会提出这样的拷问:诚信与盈利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一年的时间里我收到2000多封电子邮件参与答题,绝大多数人回答说,诚信与盈利二者相辅相成,可以兼得!

当我继续发问:“诚信和盈利如何兼得?”能回答的人寥寥无几。

我说:“既然诚信与盈利可以兼得,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曾经被誉为礼仪之邦的国家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诚信危机和社会腐败?”

“几乎所有的企业和老板都高举着诚信的旗帜,但在现实的经营过程中,在利润面前失去诚信的企业其实很多,难道这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吗?”

于是有一些人开始改变看法,说,诚信和盈利有时候存在矛盾,并解释,当企业处在发展初期的时候,也就是企业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时候,竞争是血淋淋和赤裸裸的,但当企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企业必须诚信,否则企业就不会长久……义利之辨,这个古老的中国文化话题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以“诚信和盈利”的话题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

也有很多读者来信向我请教诚信与盈利关系的标准答案,对于这样的要求我都没有给予及时的回复。因为诚信和盈利之间的矛盾关系没有标准答案,不同的人对于诚信与盈利的矛盾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也就有不同的答案。况且,一个人的思考力水平不一样,对诚信的认识方式就不一样;一个人的思想境界不一样,对诚信的行为方式和利益观念就不一样,如此说来,又怎么会有标准化的答案和一成不变的道理呢?

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目的并不是要得出一个关于诚信与盈利关系的标准答案,而是以此分析和测评一个人的思考力水平和思维方式,并通过提高一个人的思考力水平来提高一个人把握诚信行为的能力。通过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出一个人的思考力水平——1年内我们已经为2000多名网友做过思考力分析并在文化诊断学的意义上给他们提出了改善思维方式的合理化建议。认识问题是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假如把这个问题改换成:诚信和盈利如何兼得?那么,通过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出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说思考力向执行力转化的能力)。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诚信与盈利如何兼得”的问题,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借鉴我们的分析来反思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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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讨伐鲁国,鲁国人不敢作战,于是请求订立盟约成为齐国的附庸。鲁庄公与曹刿怀揣宝剑前去参加齐鲁两国的盟会。

盟会上,庄公左手抓住齐桓公,右手拔出宝剑,说:“鲁国都城现在离边境只剩五十里,已经没有生路了,同样是死,就让我死在你的面前。”

管仲、鲍叔牙急忙上去护驾,曹刿手按宝剑挡在两人之间说:“现在两位君主将另做商议,谁都不许上去!”

鲁庄公说:“在汶水封土为界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就请求一死。”

对于突来的变故,齐桓公吓得不知所措。管仲说:“是用土地保卫君主,不是用君主保卫领土。”于是齐国在汶水之南为界,跟鲁国订立盟约。

脱离险境的齐桓公恼羞成怒,不打算还给鲁国土地,并准备讨伐他。管仲说:“不可以。人家只是要劫持你,不是要订立盟约,可是你不知道,这不能叫做聪明;面临危险却不能不听任人家胁迫,这不能叫做勇敢;答应了却不还给人家土地,这不能叫做诚信。不聪明、不勇敢、不诚信,有这三样就不可以建立功名。不如还给鲁国土地,虽说失去了土地,但还能得到诚信的名声。”

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劝告,归还了鲁国土地。

当时有舆论认为,对齐桓公来说,庄公是仇人,曹刿是敌人,但是他仍能对仇人和敌人讲诚信,更何况对不是仇人和敌人的人呢?后来,桓公多次盟会诸侯而能成功,使天下一切都得到了匡正,并使他们听从。

今天的人可能会说,齐桓公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订立盟约的,一旦脱离了危险,撕毁盟约发兵讨伐是合情合理的。也有人会说,既然订立了盟约,就必须坚守承诺,咬紧牙关吃亏也是应该的。而齐桓公和管仲能够因势利导,把耻辱变成光荣,把困窘变成通达,用四百里的土地在天下人面前显示了诚信,并因此匡正天下称霸诸侯,可以说是用小的利益换来了更大的盈利。因此说,一个人对诚信和利益的理解不一样,其行为方式就不一样,假如齐桓公把实实在在的四百里土地看得比抽象无形的诚信更重要,假如齐桓公把诚信理解为一种僵死的教条,那么,齐桓公将会采用另一种方式处理这件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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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以上的故事而言,齐桓公很好的把诚信与“盈利”的矛盾统一在一起了,并且在当时的环境下,体现了很高的思考力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没有相当的思维深度,齐桓公就分析不清楚当时的局势,认识不到因祸得福的矛盾转化关系,也就控制不了自己当时的嚣张气焰——我们可以想象,脱离险境的齐桓公是何等的恼羞成怒!如果没有相当的思想高度,就超越不了四百里土地的利益束缚,逃脱不了愤怒发兵的行为模式——在当时的情况下齐桓公完全有理由和能力轻而易举的攻伐鲁国。如果没有一定的思维广度,那么就不知道利益的制衡关系,行为就会局限在诚信规范的僵死教条之中,从而也就不知道利用这件事情显示诚信以谋取更大的利益了。

因为齐桓公和管仲能够认识到,在天下纷争的春秋时期,四百里的土地与称霸天下的功名相比是微不足道,而称霸天下,树立良好的诚信形象又是必须的,这是对当时局势的把握能力——用文化诊断学的术语来说,这体现的是科学思维水平;因为齐桓公和管仲能够超越狭隘的利益观念,能够理解到诚信与利益的转化关系,能够理解祸福相倚的矛盾转化关系,所以他们能够因势利导,把耻辱变成光荣,把困窘变成通达——拿文化诊断学的术语来说,这体现的是价值思维水平和应变思维水平。

齐桓公也只有具有了这样的思考力水平和理解力水平,他才能够采纳管仲的建议,否则,以他当时的强悍和霸道怎能不出兵伐鲁呢?没有相应的思考力水平和理解力水平,就没有合理采纳他人建议的能力,由此我想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很多事情。同样是一条好的建议,有的老板能采纳,有的老板却不能采纳。三国故事里,同样的一位谋士,在袁绍那里不被启用,在曹操那里被奉为上宾。有一次我在南昌不经意间的一句玩笑话,老板却用它挣来了200多万的利润,在九江我好心为一个公司出主意,反而遭到他们的恶意攻击,这都是因为思考力和理解力的水平问题啊。

要说思维速度,齐桓公显然比管仲慢了半拍,只是经过管仲的点拨之后齐桓公才恍然大悟。如果说思考是行动的先导,那么思维方式则是思考的先导。因此,科学的思维方式对行为的合理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这样说,管仲在思维方式上比齐桓公更科学更完善一些,因此在考虑问题上比齐桓公显得更深刻、更合理、更全面、更快捷。

那么,文化诊断学又是如何使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变得更科学、更完善呢?如何使诚信与盈利二者兼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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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既然研究思维方式和思考力体系是文化诊断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面对各种复杂的矛盾,应该形成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才能够对事物做出快速分析和合理的决策呢。

我回答说:《文化诊断学思考力专辑》是一部帮助人们建立思考力体系和完善思维方式的著作。它用存在根模式理论和时空扫描技术拓展思维深度、用制衡理论延伸思维广度、用价值思维方法论提升思想高度、用“十字口诀”增加思维速度,用智慧曲线三维模型完善思维方式……这些内容说起来话长,如果简单一点或概况一点来说,只要通过三个基本步骤,就可以做出快速的分析和合理的决策,并根据事物的具体变化产生出一易胜博体育手机版的应变措施。这三个基本步骤是:

第一步;通过时空扫描,发挥科学思维水平,对事件进行事实性定位分析,快速把握行为适度;

第二步;通过合理性法则,发挥价值思维水平,对事件进行价值性定位(应该),快速把握行为力度;

第三步;根据具体条件,发挥应变思维水平,在事实与应该的统一性关系中,构建目标、方法、组织实施的一体化模型。

有了这个行为模型的指导,那么在应对具体事物的变化时就有了依靠,犹如发表演讲时有了讲话的草稿一样。当然,为了稳妥起见,我们还有必要对这个行为模型进行“天时、地利、人和、事顺”的一体化动态论证。倘若如此,我们的思考怎会不缜密?我们的决策怎会不科学?我们的行为怎会不合理?

有人可能会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我回答说:确实如此!有道是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思考力的训练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天生的,需要在平时多思考,勤练习,只有在平时勤于思考、多多练习、悉心领会,那么在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你才能够随机应变、快速决断。拿文化诊断学的思考力训练来说,你只有在平时练好了以下基本功,那么在突发事情来临之时你才能够做到和做好以上三个步骤,这些基本功是:

1、必须提高自己的科学思维水平,才能对事物作出科学的事实判断,从而在事实意义上把握好行为的适度。为此,文化诊断学在系统论、矛盾论、制衡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存在根模式理论和时空扫描技术,从事物的结构属性、矛盾属性、联系属性、过程属性的统一性关系中把握事物的客观必然性,并在制衡关系中对事物作出准确定位,达到把握行为适度的目的。

2、必须提高自己的价值思维水平,才能够对行为目标作出合理的价值定位,从而在应该的意义上把握好行为力度。为此,文化诊断学创建了价值思维方法论,总结了价值平衡规律,构建了合理性法则和实践逻辑机制,从“真、善、美”的统一性关系中把握行为力度。

3、必须提高自己的应变思维水平,才能够在事实与应该的统一性关系中把握行为的角度。应变思维的关键是根据相对条件把握着力点,把握着力点的关键是将优势集中在最恰当的时机和最关键的环节上,为此,《文化诊断学思考力专辑》第二篇第15节和16节专门介绍了寻找着力点的具体方法。一旦找到了着力点,就会产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合理的把握了着力点,就可以构建合理的行为模式。

要提高科学思维水平、价值思维水平、应变思维水平,你必须学习一些基础知识、例如系统论、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等等,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知识都没有掌握,又怎能理解文化诊断学的奥妙呢?同时你也要博览群书,如果连《道德经》、《中庸》、《论语》、《战争论》、《孙子兵法》这些启蒙性的知识都没接触过,仅仅读一本文化诊断学又有什么用呢?很多人都向往鬼谷子、管仲、孔丘、孙武、诸葛亮的智慧,却不知道,要达到这样的思考力水平需要付出怎样的辛苦和努力啊。

“圆若用智,唯圆善转”。“圆”即圆通、通达的意思,也就是文化诊断学所说的应变思维。凡智慧和谋略都需要随机应变,都体现出必要的应变思维水平。在处理诚信和盈利二者如何兼得上也需要发挥必要的应变思维水平,其应变思维水平如何,得出的结果就如何。诚信与盈利不存在那种自在状态下的相辅相成,二者并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诚信与盈利的关系上,很多人回答说有诚信必然带来盈利,要盈利必然要讲究诚信,这是把生活看得过于简单了,也是思想机械化和僵硬化的一种表现。

任何事物都具有矛盾性,认识不到事物的矛盾性就没有真正认识到事物的本质。诚信也是如此,仅仅做“老实人”不一定就是诚信的精髓,因为,诚信一旦缺乏必要的智慧和品格,就具有愚笨的形式,从而也就失去了道德的价值。在一个充满竞争和尔虞我诈的社会环境中,认识不到诚信与盈利的矛盾关系就把握不好诚信行为的力度和适度,那些浮浅的诚信理念不是被某些人的盈利手段所利用,就会因为自己的意志薄弱而放弃诚信的价值原则。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竞争的商业社会,不是等级制度下的贵族社会,利益观念和诚信观念不能永远停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水平上。

没有一定的应变思维水平,在现实的经营过程中就很难使诚信与盈利达到圆满和通达。故事中的齐桓公和管仲都体现了很高的应变思维水平,因此齐国能够在春秋称霸。但是,应变思维必须建立在科学思维和价值思维的基础之上,否则应变思维就会变成“小聪明”。“小聪明”往往是占小利吃大亏的。谈到应变思维,中国人很推崇《36计》,也有很多人模仿36计。比如,很多江湖骗术受36计的启发产生了谋划上的叹为观止。然而大凡骗术往往取得一些儿蝇头小利,丢失的往往是人生的根本,出现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现象。所以,我曾经多次告诫我的读者:应变思维必须以科学思维和价值思维为基本前提,只有建立在科学思维和价值思维基础之上的应变思维,才能达到圆通和通达,才具有文化的合理性。《文化诊断学思考力专辑》在162-173页重点论述了真理一元化贯通;情理法贯通、理论与实践贯通的具体方法,这三个贯通是通往“圆通”或“通达”的桥梁。

事实上,中国文化是倡导“圆通”的、而现实中生活中很多中国人却变得很“圆滑”,由圆通到圆滑仅仅一字之差,却导致了文化本质上的不同。用文化诊断学的观点来看,这一字之差往往是因为应变思维失去了科学思维和价值思维这两个基本前提导致的。

由“圆通”到“圆滑”,难道不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反思吗?

……